饭桌景观、中产生活与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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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春节都是一个今日乡村橱窗秀。随着返乡人潮带回各种返乡故事，思考自身的生活位置，这或许就是顽强的社会自我治疗。除了“人间”、“谷雨”等等回乡征文，一位上海姑娘到江西农村吃的第一顿饭的故事，抵消了央视春晚给人们带来的各种生理不适，虽然后续此事被证实炒作，但这样的斑驳饭桌在今日乡村俯拾皆是，让人们一次次地直面乡村。
尽管一时间，各种逃命说、教养说、阶级说等充斥媒体，还有澎湃刊出文章解释新农村建设。而朋友圈也不乏同时晒出川西藏区美景的所谓“真实景观”，以“风景殖民主义”的方式，实质掩盖着内里缺少卫生厕所，缺少污水处理，充斥族群的不平等。但一张昏暗的饭桌背后，仅仅是一个不堪的农村现状吗？
▲ 被嫌弃的年夜饭，但目前有网友指出，这只是人为制造的新闻，涉嫌营销骗局
▍饭桌景观背后的民族国家迷思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于1967年提出著名的“景观社会”理论，指出“所有的直接存在，一切都转化为一个表象”。以德波“景观”角度来看，一张农村饭桌照片，便是绝好的景观，表象本身浓缩了太多的时代意涵。而在这张由昏暗灯光、暗黑料理和斑驳桌碗构成的景观背后，究竟是哪些社会关系和社会现实挑战了几乎所有人？是越来越大的城乡差距和隔阂，还是所谓凤凰男遭受的阶层歧视，或者仅仅是城乡生活方式的差异？
最基本的社会学观察显然可能包括所有这些表面冲突。不过，如果止于此，就太低估景观所代表的“我们当下被统治其中的历史时刻”。
换言之，如果将每年春节这一难得的社会窗口期所涌现的广州火车站候车图片，川西藏区在内地徒步旅行者长枪短炮下的冬季美景，返乡杀马特青年的无着感，以及部分乡村地区“新农村建设”图景和央视春晚一并来看，就能发现在超越分裂社会和阶层差异话语之后，认同、生活方式和工业化都交织在一起，然后构成一个民族国家的迷思。如同著名民族主义理论大家恩内斯特·盖尔纳曾经对民族国家给出的悲观注脚，“作为一个按农业社会组织起来的，根本不适用民族主义原理、政治与文化体的集合、同质性以及各政治体内的文化流派性质”。与盖尔纳的工业民族概念格格不入，中国仍然被封建分割着，尽管存在着统一的教育、行政制度。
▲ 返乡的杀马特青年成为春运表情的一种
这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民族国家的认同视角，连带着忽视了曾经有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在江西做出的巨大努力，也因此埋下了当下的社会交往冲突。理论上，江西农村饭桌的景观，在工业民族意义上，至少涉及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内需市场；其二，卫生习惯和身体政治。它们都与民族国家的认同、团结和国家建设有关，从生活方式到市场到卫生都顽强沿袭着盖尔纳所说的封建割据，被割裂成城乡两部分，或者更为碎片化的统治模式。
▍工业与生活的割裂
其中，从这张斑驳饭桌照片所折射的，也可能是最为困扰今天中国繁荣或中国模式的，是那些廉价不锈钢质地的盘碗和残破筷子，近乎家徒四壁的房屋内设，与普通城市市民生活形成的巨大反差。这与其说是经济学者已经讲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体系及其衍生的城乡二元市场，还不如说是盖尔纳所强调的工业体系问题，工业与生活处在巨大的割裂中，仿佛1958年大跃进全民砸锅卖铁大炼高炉的继续。
这幅曾经的土高炉景观也意味着，基本上中国现有的工业体系可分为二元：一元是“一五”计划156个苏联援助项目奠定的以国防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化体系，另一元则是1980年代后以出口为导向的新工业体系，直至今日。虽有内需市场、却非服务于工业体系本身的导向，并没有以中国本土消费者为中心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质量和安全保证体系、设计、分工和原材料供应、分销物流体系。少有的几个完整体系，如民用轿车生产，也是依靠德国大众公司帮助建立起来一整套配件供应、质量标准和销售体系，其余国产品牌虽然艰难竞争，但也受益于此。
另外一个样板则是瑞典的宜家家具和家居用品，为市民阶层提供了整套的居家生活方式标准。除此之外的工业部门，堪与之比的乏善可陈，且层出不穷各种消费－社会问题，如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难看且不中用的中小学生校服。普通国民难以获得类似“宜家”的可靠工业消费品，以维持最低意义上的体面的平均生活标准。对那些城市新兴中产来说，宁愿买豪华轿车也不愿添置洗碗机，而据说许多家庭不愿手工洗碗才催生了餐饮业的繁荣。对农村居民来说，通常只为应急或者提供给穷人的罐头食品，居然也成为价格较高的奢侈食品。
中国工业体系并未像19世纪英国依靠从海外殖民地输入廉价谷物维持工人阶级低成本生活，或者今天的美国从全球化特别是中国产品来保持沃尔玛的低价格，而是以对农民工实则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社会保险的剥夺，来自我维持这个国防-外向型二元工业体。
以上种种，表明中国无论前三十年计划经济还是后三十年改开下市场经济的工业增长，并没有让普通国民享受到廉价工业品的红利——无论是在维持较低社会再生产成本，还是维持体面生活的意义上。前者需要依赖进口奶粉和纸尿布、育儿，教育成本居高不下；后者，所谓体面生活或者平均生活标准，即是工业体系满足内需市场的标志，也是城市市民阶层形成的标志。比如工业体系完善的德国，有遍布全德、最廉价的ALDI、LIDL这样的连锁超市，负责提供最低价但安全可靠的基本工业食品；在其停车场，经常可见各式豪华车，各阶层均乐于采购此类国民食品。这些廉价连锁超市犹如德国的国民车——高尔夫，成为社会团结的象征，奠定了民族国家认同的工业－消费主义基础。
相形之下，尤其对那些新兴民族国家来说，只能通过强化国民教育包括统一小学生校服，来建立民族主义认同，然而它们的工业化道路则常常面临失败的危险，生活方式则继续为沃尔玛、家乐福等欧美大超市所殖民。而中国的城乡“封建化”割裂似乎更为恶劣，一个以国防工业和出口为导向的工业体系本身就制造着城乡区隔：农民工进城参与廉价出口生产体系，却被隔离在城市生活方式和市场之外——不妨看看建筑工地的简陋大锅饭与附近的旧衣摊；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农村地区也因缺乏联盟，得不到工业化输血或回报。
其结果，不仅反映在城乡市场的悬殊差距——如2015年1-10月的城镇消费总额约21万亿元，而人口规模更大的农村消费则为3.4万亿元，更反映在从教育（包括校服）、福利到工业消费品、生活方式，无一不存在的巨大差异，如同界限鲜明的城－乡两个阶层，又如天壤之别两个世界，割裂着国民的统一认同。
▍卫生与歧视
这些不是最糟的。食品桌碗之外，真正打击到网民大众的，是照片的“污”感，一种不洁净、不卫生的联想，刺痛了几乎每个返乡国民都曾有过的农村厕所记忆——卫生系统和卫生习惯的落后，才是最能加剧城乡封建化的社会－政治力量。
如福柯对身体政治的诠释，不洁、落后的卫生系统与卫生习惯，来自现代民族主义建构的失败，浸透在近两百年的现代化进程和民族国家建设中；其次，它也作为一种专门的工业－服务产品，作为生活方式的核心和现代城市卫生体系的核心，以其在乡村地区的普遍缺失，最为深刻地妨碍着民族国家的认同和治理，甚至今天还引发着内地与香港的文化冲突。然而，那些只知道手拿相机摄下新都桥－甲居藏寨的风景殖民主义者并不关心，那些外表美丽的藏式民居是否具备了足够的卫生设备和排污处理，尽管他们也会莫名惊诧一些内地游客在香港街头、地铁站随地便溺。
卫生引发的隔离与歧视并非危言耸听。例如，19世纪末，在廉价华工逐渐增加之后，加拿大哥伦比亚省也效仿美国移民法案，限制华工输入。其理由，除了因华工宁愿死后将骸骨送回国指为缺乏忠诚，更以“麻风病民族”为名，担心华工输入的麻风病可能为加拿大的公共健康带来灾难。18世纪以来，卫生－疾病成为种族歧视，甚至导致纳粹时期种族清洗理由的事件，并非罕见。中国当下的城乡歧视，也可能催生某些内部分裂效果，不可否认是民族国家的迷思根源之一。
▍“新生活运动”
循着福柯的进路，回溯到国民政府时期，却能发现当时的民族主义政党通过卫生运动，极大促进了民族国家的认同。就是在江西省，1934年开展了新生活运动，卫生居于其中，不仅极大改善了江西的乡村卫生，而且帮助国民政府重建了国家认同和地方治理，得以在抗战爆发前完成国民的动员准备（参见作者大家旧文《四维既张，国乃复兴》）。
即使在抗战期间，根据Nicole Barnes 2013年的博士论文，她对抗战期间西南地区的医疗和公共健康研究表明，国民政府对卫生的重视不仅没有减弱，还有所加强。例如保甲长的战时职责就包含了对社区卫生的监督，需要检查公厕、出售食物和饮水卫生等。重庆不仅与日本人作战，也在国统区积极动员了一场“与细菌的身体战争”，防范疾病，提高医疗服务水平，也提高了政府的政治主权和治理。
类似的卫生治理，其实曾经还见于清政府在日俄战争时期的作为。在当时满洲的双方交战区，为制止鼠疫流行派出了专职的卫生官员，其成为事实上继续行使清廷统治的唯一有效代表，也颇能代表17世纪以来欧洲的公共卫生模式和海外殖民。尤其是法国，其殖民方式迥异于英国的间接统治的精英模式，在印度支那和非洲的殖民只重视教育和卫生，结果最为有效地孕育了当地的民族主义。
后来，在中国，卫生层面转变为以爱国卫生运动来动员大众，却未能充分有效地维持国家的卫生服务，并改善个人化的卫生习惯和卫生技术，至少在城乡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今天许多人的迷思根源，也是医闹纠纷兴起、公共医疗服务严重不平等的历史根源之一。卫生资源的很大一部分，被挪用来保障特权阶层的健康，或者用于生育管制。即使在1980-90年代，这一现象仍然存在。
在开启民族国家之路100余年后，国民的卫生陋习仍然普遍存在，国民并未从生活方式和卫生方式中建立起一个普遍、平均的样式，甚至距离1930年代的倡导标准都有很大距离。例如，新生活运动要求每个国民保持衣服清洁、白日勿躺床铺等。
对家庭的轻视和对乡村士绅家族的镇压，代之以生活习俗的粗鄙化，也降低了国民的平均教养水平。今天，我们很难再从身体规训角度对当下做批判；相反，利用青年教养的缺失，在新媒体上争相谩骂，其粗鄙不堪颇能代表。
▍中产生活方式
1905年德国出版了《主妇作为家庭医生》，这本家庭卫生手册在20世纪初反复重印，发行多达100万本，风靡20世纪上半叶。虽然无可否认的，这种洁净观念被后来的纳粹利用来进行种族清洗，但是，也赋予了德国妇女通过家庭卫生角色提升女性家庭与社会地位的权力，也由此建立了一个中产阶级的平均卫生－生活方式标准，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城乡差异，并帮助了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建立。中产－平均生活方式与民族认同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
▲ 德国风靡一时的家庭卫生手册《主妇作为家庭医生》
一些二战回忆录也证实了德国卫生的进步。1945年初，当美军第82空降师夺取雷马根大桥进入德国本土之后，美国士兵们惊讶地发现，德国乡村农舍都已经普遍使用了抽水马桶，远超当时美国农村的卫生水平。而当他们进入科隆时，更惊讶了，城市虽然被炸成废墟，但是街道清理得干干净净，市民们仍然保持体面的穿着，沉稳有序。日本战后的情形也惊人相似，给占领军留下深刻印象，卫生与社会秩序、国民行止息息相关。
回到中国和盖尔纳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国当下在进行着一场“新道德运动”，以“清网”、演艺界反“三俗”、儒家主义回归等为代表；然而，只要一张乡村带“污”感的饭桌照片，或者夏冬两季分别挤上广州、北京的高峰地铁而为国人的各种体味窒息，就不难洞穿这一切“新生活运动”。只有拥有平等消费者主权和公民权、具备卫生纽带的工业体系，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内需市场、弥合城乡间的巨大“封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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